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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。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,心里闷闷一紧。过了几秒钟,他才说:“我哪儿知道怎么办。”
刘芬芳也“嗯”了一声,便把电话挂了。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。以前也拌嘴,但越拌嘴,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,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。而这一次的态度,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。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、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——这副表情从侧面看,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。现在“吉永小百合”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,途经提供“啤酒炒菜”的小饭铺,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,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、咬枕巾。
他又把电话打过去,一个老太太告诉他“人早走啦”。
杜湘东只好怏怏地回到办公室。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,这是早有预料的,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,也会被放大无数倍。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,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。这么一感慨,他无端又想起了今天送来的俩犯人。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,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“味儿”的,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,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。这种说法虽然夸张,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:人违背了社会道德,内心都会挣扎自责,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,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。然而姚斌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,一个桀骜不驯,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、纯良的,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了囚服,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。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?可如果是被冤枉了,进来的时候就该一路喊冤啊。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是愚昧,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?就像以前进来过一“山炮儿”,买了个老婆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根铁钉,像拴狗一样拴了半年,警察上门解救时他还出示收据,声称“真不是偷来的”。但这种假设就更不切实际了,卷宗上写着,姚斌彬还参加过高考呢。
越琢磨,杜湘东就越心烦。他也说不清烦的是自己调工作和结婚的事儿,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。或者都不是,他烦的是网罗一切的生活本身。一边想,他便抬头在窗台上看见了半瓶白酒。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,是老吴摆在那里的。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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