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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他站起来，舒活了一下筋骨，接着侧过身去，从沙发背后拿出一只皮包来，又从里面掏出两捆钱，敦敦实实地摔在桌面上。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钱，纸条还封着呢，每捆一万。

    杜湘东问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    戴眼镜的男人歪头想了想，又扔了一捆，然后说：“北京同志，还有这位警察大哥，这是个私密地方，咱们也把话说敞亮了吧。你们领了什么人的指示来找刘春粟，找刘春粟又是为了干什么，我一概不知，也不想多问。不过有人盯着我，想‘坏’我的生意，这我是清楚的。人命关天，我也不敢和警察胡说八道，那个刘春粟确实死了，当初我看过尸体，还亲自和他家里人签了赔偿协议。从法律上说，这桩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也希望别的事情能在你们这里结束。这些钱是小意思，等到北京同志离开大同，我还可以如数再给你们一份。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，但你们也不要以为我怕事。要是真撕破脸，不只你们，恐怕你们上面的人也麻烦。谁要让我头疼，我也会让他头疼。”

    说完不再看人，摘了眼镜往沙发上一靠，仿佛闭目养神。剩下两个警察看着三捆钱发了会儿呆，又隔着戴眼镜的男人对视一眼。说起来都是奔着刘春粟来的，但对于杜湘东和煤矿老板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故事。屋里静默片刻，大虾米般的警察又把目光从杜湘东的脸上挪开，重新滑向了桌面，在那三捆钱上蜻蜓点水般地跳了几跳。

    随后，三尊人像都活动起来。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身上劲道一松，分别靠向了椅背，还一左一右地跷起了二郎腿。戴眼镜的男人反而坐直了，两手撑在膝盖上，往左看看，又往右看看。他的脸上浮出了笑，大概认为已经给了两位警察充分考虑的时间，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谈生意的氛围了。他不紧不慢地拎起茶壶，给二人倒茶，同时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大虾米般的警察先开口：“要不是北京同志在，我这警察不干了也得废了你。”

    话音不大，杀气毕露。戴眼镜的男人一哆嗦，茶水又溅了一桌子。他刚撑起来的气势转瞬被打了下去，扭脸去寻杜湘东。

    杜湘东的回答却温和得多：“你的意思我理解。”

    戴眼镜的男人赶紧说：“理解万岁。”

    杜湘东却又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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