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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声，也往前迈了一步。副矿长拍拍那人肩膀，脱了上衣往地上一摔，顺手抄起一柄钢钎：“我也下过井，鬼门关上走过都是兄弟。出发吧。”

    几条没家没业的汉子发一声喊，跟着他往矿井深处走去。留下的七八个人各自找好岗位，准备接应工作。等那支敢死队消失在矿灯照射不到的角落，巷道变得出奇地安静，它空洞、深远、寒冷，只有偶尔飘出的细小的断裂声提示着人们悬念还在继续。而原本压在杜湘东心头的那个悬念则被囊括进了一个更大、更紧迫的悬念之中，那是千钧一发，那是生死攸关。他连重新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像狗一样伏在地上望着洞口，手指抠进混着煤渣的泥土，似乎指尖所能感受到的最微小的震动都能让他肝胆俱裂。

    大概过去了多久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？杜湘东腕上手表的秒针均匀地数着格儿，每一格所代表的时间流逝都像包含了人的一辈子那样漫长。大约在某一秒即将结束、新的一秒即将开始之际，他仿佛看到秒针顿了一顿，好像时间本身也犹豫了、踯躅了。随后他才意识到那是地壳震颤导致的视觉错乱，在接踵而至的轰鸣中，他看到巷道里尘土飞扬，寥寥几盏矿灯像暴雨里的萤火虫一样坠落陨灭。石块无规则地落下，转眼埋住了洞口。身边的矿工纷纷跪了下来，捶胸拍腿地痛哭或者指天对地地怨骂。没救了，这是从常识以及人们的表现中得出的判断。这将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，一口气吞噬了三十多条人命，其中包括原本被困的二十余人和六名前往营救的敢死队员，以及一名逃犯。

    直到次日清晨，上述事实在杜湘东的头脑之中还是事实，就像他疯了似的扒着抬着，把他的两手磨得鲜血淋漓的石块一样笃定、坚硬。大虾米般的警察终于还是跑回办公楼打了电话，救援部队是在凌晨五点赶到的。来了两个连。一个连是工兵，就地开始挖掘；另一个连是武警，负责封锁现场。煤矿老板始终没露面，听说连夜去了北京，至于是去躲风声还是找门路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副矿长以外的几个工头被迅速“控制起来”，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被带到一个单独房间里接受问讯。从“有关部门”的口中，杜湘东也得知，本次矿难像许多追悔莫及的灾祸一样并非偶然，原因大致有三：第一，为加快开采进度，该煤矿在爆破中使用了高爆炸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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