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3章放榜(1/3)

    除去第一场考的经义惹人关注外，后面两场所考的内容倒是影响不大，这是取决于自北宋以来的“通经取士”制度，恰巧与当今天子朱标的偶像北宋仁宗有关。

    庆历四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、宋祁等人建议，实行新政改革，省试分策、论、诗赋三场，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为录取根据，不考帖经、墨义。

    通晓经术的考生愿对“大义”的，可以试经典“大义”十题，由此增加了儒学经义的比重，到了熙宁年间，另一位变法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实行变法，对科举制度又进行重大改革，单设进士一科，并废除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改试“经义”、论、策。

    所谓“经义”就是根据儒家经书原文摘出句子或段落作为试题，要求考生以论文形式阐发其精神要义，而在“经义”考试中，考生必须通晓经义，又有文采，才算合格，不像原来的墨义那样，只求粗解章句，这就促使有心功名的书生士子必须精研儒学圣言，有利于稳固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。

    其后司马光执政，废除新法，又将进士科分为经义、诗赋两科，直到宋哲宗亲政后，又予否定，“进士罢诗赋，专习经义”，逐渐演变成为定制。

    通经取士是两宋儒学复兴运动，在科举制度人才选拔上的表现，北宋政权实行文官治国，提倡孔孟儒学。

    经义取士的官方施行也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诞生，对后代科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等到元明两代，为加强对百姓士子的思想控制，稳固江山统治，程朱理学被定义为官方哲学，“经义”自此成为科举大考的核心内容，并尽数以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为标准答案。

    但这种只重经义的取士手段，导致天下士人尽皆专精八股，疏于策论，文风斐然，论实事切要害的人，却是凤毛麟角。

    例如大明连年天灾不断，先前黄河水患突发，不是大旱，满朝文武不是唯恐吃力不讨好避之不及，便是空谈理论不做实事，最终还是朱雄英牵头召集了一批治水经验丰富的专家，奔赴水患灾区，这才得以将其解决。

    变法大家王安石改革科举以通经取士，本来希望改变天下士子强诵博记、空疏无用的不良学风，岂料非但未曾达到崇本务实的目的，反倒是演变至元明，这经义取士以八股文“制义”，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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